作者：白亦初，“新鹄相助”社区创始人。抑郁症亲历者、ADHD确诊者、阿斯伯格待确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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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部分：坎坷的人生际遇，获得丰富的人生经验、及对精神障碍困境的深刻理解。
西北边陲贫困家庭长大、被误诊股骨头坏死坐过轮椅、抑郁症、大学退学、为父亲治疗癌症开始负债、因为债务而人际关系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两次跨行、屡屡失业、38岁确诊ADHD、39岁确认自己阿斯伯格、39岁创立新鹄相助。
第二部分：做出帮助精神障碍群体的产品，是我的个人使命。
从对心理咨询机器人的巨大兴趣指引，因朋友去世，转化为对实现帮助精神障碍群体的使命。
第三部分：做公益也能帮助精神障碍群体，为何我要赚精神障碍群体的钱？
做过公益、引进的《公共精神卫生》一书填补了学术空白，现在注册公司，做商业项目。
第一部分
贫困带来的启示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作为边陲小城83年的孩子，我们小时候还没有鸡娃，只有“早当家”。学
前班开始，我就是自己报名的（和哥哥一起走路去学校，自己去报名）。我的父母是52、53年生人，没怎么上过学，所以我的学业只能依靠自己，连高考填志愿也是独自完成。
90年代末，父亲的单位不开工，家里面临生存困境，家里靠母亲摆摊为生，亲戚常常接济粮油。
如何看待接受别人财物帮助这件事？我很小就喜欢建构自己的理论，我对此的解释是：人人都可能遇到生存危机，一个人遇到困境，其他人伸出援手，社会才能保证每个人生存下去。
现在我是接受帮助的那个，以后我就是帮助别人的那个。我把“以后我也要去帮助别人”，当作完善社会制度的方式。
轮椅上思考生命价值
大二时，我患上慢性肾炎，吃激素药半年，被医生认为出现了股骨头坏死的副作用。后来疼痛难忍，我拄拐杖上课，又导致臂丛神经受损，手不能自如张握。
手不能自如运动，生活不能自理，我只好休学回家坐轮椅养病。坐在轮椅上，难免思考，我作为人的价值，是否打了折扣？
我思考的结论是，幸福地活着是人生最终极的价值，而残障并不影响人感受到幸福。
残障不是幸福生活的价值边界，甚至人和动物之间也不存在这样的边界，动物可以享受快乐，和人类同等价值的快乐。所以动物和人是具有平等的生命价值，为避免破坏这种生命价值，我吃了6年素。
精神障碍的困境锤炼我的思考
年秋，我的抑郁症重度爆发，每天都要哭湿枕巾才能睡着。那个时候，我对抑郁症了解非常少，不是很理解自己怎么了（以为是失恋所致）。加上种种原因，我退学去北京做公益了。
年底，父亲胃癌住院了。那时，我在公益组织只有的月薪，每天挨个问朋友借钱治病。借了许多人，借了小10万块，才给把父亲的手术化疗扛下来。
年，我试图找工作开始还债。受到经济危机影响，工作很难找，我受到很大的人际关系压力。好不容易找到工作，又屡屡受到催债压力，一个人值班时差点自杀。因没有更新单位网站首页，造成生产事故，只能引咎辞职。
那个时候，身边没有人了解抑郁症，朋友对我只有批评，认为我在找借口，不想还钱。当心里尊重、感激的人，对自己只有不理解和抨击时，我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这种被孤立的处境，让抑郁症更难以康复，迁延数年。
《柳叶刀》曾有论文表示，抑郁症者容易因病失业，失去经济来源。又因贫困压力，病情加重，导致贫病交加的恶性循环。对这个恶性循环，我有着深深的体验，知道外人所不能理解的种种，为什么在抑郁症者来说是合理的。
ADHD、阿斯伯格的确诊难，让我看到了人们的需要
我是个注重个人修养的人，也从思想深处反对暴力。而年，我却出现了想要骂人、跟人打架的强烈念头。有一次盛怒之下，甚至想跳楼。因为可能危及到我的生命安全，也可能会伤害到他人，医院确诊了。
成年的ADHD和阿斯伯格的确诊非常困难，全国也仅有寥寥几个医生可以确诊。经过几番蹉跎，我终于在上海张劲松专家那里确诊。而后来发现自己是阿斯伯格后，还没找到合适的医生确诊。
我意识到了问题：我得抑郁症，和ADHD和阿斯伯格这两样先天神经发育问题直接相关。而数年抑郁症期间，没有一个精神科医生曾提示我，可能有ADHD或阿斯伯格。说明我们的精神卫生系统还不够完善。
第二部分
年，斯嘉丽·约翰逊的电影《她》中的聊天机器人，让我想到可以做心理咨询机器人。当时，我接受了数年的人本主义心理咨询，非常希望更多人能从中受益。
带着对心理咨询机器人的浓厚兴趣，我进入了互联网行业。这已经是第二次工作转行（大学专业土木工程，做过公益、当代艺术行业），后来才知道，转行在ADHD里很常见。努力学习做成心理咨询机器人的所有知识：需求分析、产品设计、产品运营、如何组建团队、商业模式……
年，我的一位朋友自杀了。作为一个经历过自杀危机的抑郁症者，曾经那是只属于我个人的事，只与我有关的体验，却眼睁睁地旁观亲近的朋友经历了。
感受了这一切后，我就想要为我的朋友做些什么，不能让我身边的人在这样白白走掉。
从年开始，我做了一些抑郁症方面的公益尝试。年，我组织志愿者翻译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精神卫生学院的公开课《重性抑郁人群：公共卫生解决办法》。年，协调中外出版社、组建庞大的专业翻译团队，引进了《公共精神卫生》一书，填补了学术空白。在精神障碍领域的公益基金会“尚善”的支持下，编辑了一本《给来访者的心理咨询伦理小册子》。
还有些项目，因为我的ADHD启动性差（当时还不知道是ADHD），半途放弃。
第三部分
我成立了“新鹄相助”后，有朋友非常高兴地说：“支持你做公益！”我赶紧纠正，这是商业项目，不是公益组织。朋友就很懵，为什么不是做公益啊？
从做过公益组织的产品经理的角度，我这么看这件事。人群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有些需求适合政府去做，有些适合商业机构做，还有些适合公益组织去做。
有些需求投资大、对社会收益大，却不能维持商业模式，这类需求适合政府去做；有些需求投资大、对社会收益大，可以维持商业模式，这类适合商业机构做；还有些需求，投资不大，社会也有需求，不可以维持商业模式，只能让公益组织去做。
公益组织不以盈利为目标，这样就无法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源实现目标。要想改变社会，更需要的是政府和商业机构参与。
政府在管理医疗卫生系统上，付出了很多，不可能兼顾市场需求，面面俱到。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仍然没有机会享用精神卫生服务。要调动更多社会资源服务精神障碍人群，商业机构参与为精神障碍人群服务，必不可少。
联合国就曾呼吁，启动大规模增加精神卫生投资的机会。总结而言，政府、商业机构、公益组织，是帮助实现人群需求不可缺少的三个服务方。
作为一个产品经理，我的理想是帮助全世界更多的精神障碍者。
要实现这样的科技产品，必须成立公司，做商业机构。精神障碍群体可以用钞票决定，哪些公司值得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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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始人白亦初新鹄相助，新的精神障碍社会文明#全球近10亿人患有精神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