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传播到日本的书籍数量可观、种类繁多，既有传统儒家经典，也有新兴的天文地理研究成果;既有各种宗教典籍，也有唐朝的法令规章。现今，我们能在日本各地文库一览部分汉籍的原貌，这些日藏汉籍为中日书籍文化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文献材料。中国有许多学者潜心研究域外汉籍，成果颇丰。孙猛先生耗费二十多年时间在日本考察研究《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此书为藤原佐世奉救编撰，成书于光孝天皇仁和、宇多天皇宽平之交、宽平三年(年)正月以前，距离最后一次遣唐使的派遣己过去五十三年，是遣唐使真正废除的前三年。
所以该书基本上涵盖了唐朝时期传入日本的汉籍名目，是一部记录日本平安前期为止的传世的汉籍总目录。孙猛先生将里面所提到的书目一一进行详细考证，并按照经、史、子、集的分类法将考证之后的书籍分类整理，最后编成《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此外，以严绍堡先生为首的中日文化研究所在中日书籍方面影响甚大，严绍堡先生编著的《日藏汉籍善本书目》将日本现存的中国汉籍进行整理，记录了这些书籍的馆存情况，并且按照“四分法”将所考证的书目重新编排，这样利于其他学者翻阅查询，这套书对研究唐朝时期流传入日本，并且保存至今的汉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与《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基本囊括了唐朝时期传入日本的汉籍，故此章基于二书的研究成果进行探讨整理。笔者按照《见在书》成书时间推测出书中所载的唐人著作必定是唐时传入日本，同时分析孙猛所考证的其他书籍流布情况，将可确定的唐时传入日本并对日本制度文化建设具有重要作用的汉籍罗列了出来，按照儒家经典、史籍、文集等三类进行分类整理，再以《善本书目》为佐证材料，以求厘清东传日本的汉籍书目及相关情况。《周易》早在应神十五年(年)传入日本，日本天皇设立五经博士，传习儒家经典，此后仍有《易经》相关书目传入日本，唐朝时期传入的“易经类”书目如下:《周易》八卷，陆善经注。陆善经盖唐人也。《周易正义》十四卷，唐国子祭酒孔颖达撰。《周易略例》一卷，唐刑瑞注。
易类汉籍唐时传入日本较少，一方面唐时易经所存书目较少，各注释本不多，再加上内容的深奥，日人不易研习;另一方面早在唐前易类书籍就己传入日本，且传入的多为精品，有郑玄注本、何晏讲疏本、易家传人京房章句等，所以唐时日本对易类书目的需求量也减少了。
《尚书》最初随“五经”一同自百济传入日本，唐朝传入日本尚书类书目有:《古文尚书》十卷，唐人陆善经注。《尚书正义》廿卷，唐国子祭酒孔颖达撰。《古事记序》参用长孙无忌等《上五经正义表》。《古事记》成书于元明天皇和铜五年(年)，至迟在八世纪初此书己经传入日本。
《古文尚书》(残卷)三卷，汉孔安国传。现为日本东洋文库藏本，此本系初唐人写本，是日本国宝。全卷长厘米，卷纵26.7厘米。《古文尚书》(残卷)一卷，孔安国传，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本，卷长厘米，卷纵26厘米。两地藏书纸背皆为十世纪初日本平安时代日人高迁长成所撰《元秘抄》之写文。故可推断出此书在十世纪初之前就己传入日本，又因其为唐写本，故传入日本时间当为唐朝时期。尚书类书目与易经类书目情况类似，因唐前精注本己传入，唐时传入除了孔颖达注疏本之外，少有其他注本传入。
《诗经》传入日本时间与《尚书》相同，盖继体、钦明天皇时，《五经》经百济传至日本，有《毛诗》。推古天皇时，圣德太子制定《十七条宪法》多引《毛诗》。“惟宗直本《令集解》卷一五《学令》引《养老令·学令》:‘凡正业教授，……《毛诗》，郑玄注。’其后，博士家研读，似未广泛流传。今存唐钞本，奈良、平安钞本数种，最有名的是东洋文库藏卷六残卷、大阪市大念佛寺所藏平安钞本”。
《毛诗郑笺》残本一卷，郑玄笺，唐写本，日本国宝。卷子全长厘米，纵27.2厘米，每行墨书无界十三字至十五字不等。笺注双行，行十九字至二十一字不等。卷中有朱笔“乎古止点”及反切，偶有假名批点，此系日本平安时代(-年)博士家所为。唐朝是经学统一的时代，唐太宗为巩固思想文化建设，统一人民思想，令孔颖达等人撰定五经义疏，名曰《五经正义》。《五经正义》一出，成为明经考试的范本，全国依据此本学习“五经”，导致其他义疏本纷纷衰落。这也是唐朝时期传入日本“五经”版本少、内容单调，几乎都是孔颖达义疏本的原因之一。
